Policy will guide the action, today 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因为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了，因此我对人类是悲观的。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它，使它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对待它，我们可有更好的机会存活下去。”（怀特）

事实上，自人类诞生以来，如何面对和选择未来一直是个永恒的话题，是未雨绸缪还是临渴掘井甚或杞人忧天，历史留下的是一个个开局有别而结局也大相径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42年前，当人类环保的航船自斯德哥尔摩启航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作用的文件。宣言总则中有句中国人曾经耳熟能详的话，就是面对危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大会秘书处之所以采纳中国代表团建议增加的这段话，就是其普世价值与现实意义。（据说，他们并不知道出自毛主席语录）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人类从未停止探索和拯救的步伐，也正是对未来的一份期待，本月初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和观察员国家、公约秘书处及联合国有关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的上万名代表聚集到秘鲁首都利马，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10次缔约方会议，以寻求气候危机的解决之道。

与近年缔约方大会前夕大多弥漫出的紧张、激烈和悲观的气氛有所不同的是，今次的与会者大多抱着一种轻松的期待。而这与利马大会召开前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冠亚军”签订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有关，声明提出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这意味着十五六年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将承诺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中国气候变化立场的变化，虽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期待已久并多次提出的谈判条件，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中国这么快就设定了碳减排的时间节点，更为巴黎气候大会通过新的碳减排协议奠定了积极的基础。

中国气候变化之“变”，并非没有气候谈判的外来压力，但决定改变的内因则源于中国政府正在研究的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推动中国能源消费、供给、技术和体制革命的措施。中国的能源革命，不仅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减排，而且更有意义的是，能够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和低碳能源的应用比重。

“十一五”以来中国节能减排的努力研究已经初见成效，比如在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当中，中国占了四分之一；在去年全球总的可再生能源的增量当中，中国贡献超过三分之一。

而对于广大中国公众来说，政府宣布的温室气体峰值目标将会带来更直观和实惠的好处，那就是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下降、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所带来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和空气质量提高的协同作用。

中国气候变化对策之变，是全面总结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教训，审时度势，大胆创新的结果；也体现了决策者回应民众关注，让APEC蓝常驻的积极态度。同时，又为世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树立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标杆。